一个叫朱敏的中国学者新近找到了人类共同的祖先，一种在云南发现的斑鳞鱼化石，这个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可以从发表它的据说也是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把这篇文章的标题打在封面上而见出一斑。作者因此获得有关方面的3000元奖金，对此他表示：“我们这个学科很清贫，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这笔奖金对我们所来说已经很高了。”
读到这条消息，兴奋之余，令我又一次想起近来时常在考虑的基础科学研究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由政府出面扶持与重视，将关系到一个国家将来的科学素质与原创力。因为一切重大的科学发展，无不源于基础科学的突破。而基础科学研究，正像朱敏说的，这个领域里的工作通常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如果我们因为短视而忽略它，后果会是严重的。
人当然完全可以在不知道自己祖先是哪条鱼的情况下生存并高高兴兴地活着，而且这个发现的意义我们至今可能仍对它完全无法理解，更不要说用来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了。但说不定什么时候，类似发现就可能转变为真正的生产力。况且除去物质利益之外，难道我们不需要纯粹的知性满足吗？对于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止是哲学家才关心的。有人考据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说正是那种近于形而上的关怀与求索，成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基础，而科学与宗教寻求生存与世界的意义，并没有太大不同。既然宗教从本质上不是实用的，为什么要求科学就一定得有“直接经济效益”呢？
这个世纪以来的人类从整体上讲已经太趋于实用了，而中国近来的状况尤甚。在这种背景下，我倒希望常常能够从报上读到类似人的祖先是某种鱼这样无关经济利益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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